（2024-5-9修改，重新發佈）
👉中國共產黨自稱成立於1921年7月1日。至少在1921-1945的24年期間（即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中共强調它是共產國際支部，這是史實。顯然，由斯大林實際控制的共產國際與蘇聯共產黨及其政權，支援在那個時代從事亡命奪權的中國人（毛澤東、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李漢俊、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鄧恩銘、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等）創建中國共產黨，推翻在襁褓期孱弱帶病且内憂外患的（中華民國）民主立憲政府，深刻影響中國政治未來。直到今天，俄中仍是同病相憐“盟友”，儘管早已同床異夢。
👉毛澤東們作爲與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同款的迂莽暴戾從政者，以學徒身份，向斯大林們學了點謀略實用的“馬克思主義”口號標語（例如無產階級專政、消滅階級、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加上他們設計的一些口號標語（例如槍桿子裏出政權、戰無不勝、偉大光榮正確、江山永不變色、永遠跟黨走），構成他們想改朝換代的“理論基礎”，包裝出自認爲有現代感的一款中原帝制政權。
👉中共頭號人設毛澤東的閲讀經歷，是水滸、三國、資治通鑒之類的中原帝制爭霸/統治謀略術的運用。毛本人在1921年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時，充其量僅閲讀了（陳望道粗糙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以及來自莫斯科（若有中譯）的宣傳品。跟毛澤東同時參與創建中共的那十來個人所懂得的馬克思主義，要麽跟毛澤東的見識半斤八兩（比如留學日本的），或顯然更差。
👉這些中共創建者在1921-1949短短二十幾年中，有不可思議的思想與命運轉折。他們或變成中共叛徒（如陳獨秀、張國燾、劉仁靜），或變成漢奸（如陳公博、周佛海），或中途死亡（如李大釗、陳潭秋、何叔衡、鄧恩銘），或退出江湖（如李達）。故有一大比例的中共創建者，儘管冒過亡命代價用“馬克思主義”招牌逐鹿中原，但理念混亂且投機，放棄或叛離主義和中共黨組織。
👉1949年後，中共宣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類似用詞，僅為套用“馬克思主義”招牌的零碎空洞政治標語口號，適合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等人設將他們所繼承的迂莽中原帝制，包裝成自認爲現代的且合法的政權。
👉鄧小平之後，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紅色迭代領導核心，只是慣性的繼承這些零碎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原帝制謀略術的口號標語，對中共政權存續的自信年年打折。他們裝模作樣，不會真實相信“馬克思主義”能帶給他們美好春天。
👉中共自1949奪權至今超過70年，中國人口（人力資源）總量，始終是美國的大約4倍。若中共一黨專政絕對權力比世界民主立憲共識具有更先進的制度優勢，中共僅需要做到中國人均所得相當於美國的4份之1，中國早就應該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明、清皇朝或更早的一些中原帝制，不僅在該朝代開始的70幾年而是更長期，都從它們各自的戰爭破壞的“一窮二白”基礎上，凴籍人口（人力資源）絕對總量的條件，建成當時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為什麽中國共產黨鋪天蓋地的宣傳擁有了不得的制度優勢，卻做不到？
👉中共掌權70餘年若有制度優勢，早就應該做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爲地球上有一定比例（包括一些發達的）國家自然/自願模仿或複製其發展經驗，而不是倒過來的情況——例如中共單方面期盼加入WTO，單方面高調宣傳改革開放，單方面期盼外來投資，單方面挪用發達國家的經濟管理制度，單方面侵權盜版海外知識產權以違法獲得各項發展“紅利”，單方面哀怨被“掐脖子”——還有更多。
中共的“制度優勢”若真實存在，以上的行爲根本不會發生。
👉再者，中共若有制度優勢，它所推廣的文化、時尚、音樂、教育、影視、藝術、科學、價值觀、生活方式、流行款式及各種“軟實力”，早就應該成爲世界一極。爲什麽中共在這許多場域的表現，可忽略不計。
👉中共所統治的中國若有制度優勢，早就應該像德國或日本，超越其歷史傷痛重新成爲現代國家（比如德國人從容面對納粹帝國敗亡及永久放棄一部份國土，日本人從容面對其帝國敗亡還挨了兩顆原子彈）。中共早就應該停止蠱惑其國民糾纏“鴉片戰爭”、“南京條約”、“馬關條約”、“抗美援朝”、“抗日戰爭”，停止捆綁全民自虐自殘，停止仇視文明世界的所有共識（包括民主、立憲、人權、普選等）。
👉中共若有制度優勢，爲什麽此政權找遍全球70幾年，僅找到俄羅斯、北朝鮮、塔利班、古巴、委内瑞拉等幾個同病相憐的“朋友”。
👉中共慣於自怨自艾，自暴自棄，擔心被人民顛覆推翻，害怕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摳算著還能苟活多少天。
👉總之，中國共產黨浪費中國人天文數字的財富，用“馬克思主義”這張招牌變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習近平思想、還有更多累贅無用的招數，但在政治命運報表上，始終變不出盈利，連年虧損叠加，快要資不抵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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